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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谈】陈嘉映:在貌似“没有道理”之处发现道理

陈嘉映在学界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称号“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这个说法是如何得来,如今已经无法可考。它似乎更像是传递了陈嘉映身上的一种气质,是那种苏格拉底在雅典的广场上与过往路人辩论何为正义的气质。

在世纪之交,陈嘉映曾先后出版了哲学界的两本重要的译著,分别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这两本书的作者虽然都是对20世纪影响深远的语言哲学家,但是其思想风格却迥然不同。海德格尔以生造概念著称,其作品佶屈聱牙,令读者望而却步;而维特根斯坦则竭力避免使用概念,因为他相信日常语言已经足以把所有哲学问题说清楚。

在个人思想上,陈嘉映显然和维特根斯坦靠得更近。他不喜欢抽象探讨宏大的命题和概念,更偏好具体而微的话题。如果以维特根斯坦的视角来看,在抽象的哲学问题里经常潜藏着各种语言的陷阱,而把哲学问题还原到日常语境中则有助于澄清思维。对维特根斯坦的认同也让陈嘉映在谈论哲学时散发着更多的“烟火气”。

上世纪90年代,陈嘉映提出三步走的时间表:语言哲学-知识论-伦理学。2015年他出版了最后一本著作《何为良好生活》。这部伦理学著作似乎标志着三步走的最终完成。

那么究竟何为良好生活?良好生活如果存在,那么是否能够得到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普遍认同?如果不能,不同文明之间又该如何相处?在全球化时代,这些问题已经显得日益突出和棘手。带着这一系列问题,中国网记者对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陈嘉映进行了专访。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 陈嘉映

说理首先是为了相互理解,哪怕达不到共识

中国网:最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一股反全球化的浪潮,同时,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在内,都开始强调起自己文化传统的特殊性。我们知道,全球化趋势代表着世界经济的互相融合、互相渗透。可是如果各个国家太过看重自己的文化传统,会不会导致不同文明之间难以沟通?毕竟每个文明的历史都是独特的,谁也没法复制其他人的历史。

陈嘉映:我觉得话也不能这样讲。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的确是很难的。比如说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谈判,你要是完全从利益的角度来看,问题反而比较简单,也更好解决。双方都把利益摆在桌面上,我让出多少,得到多少,能够清楚地算出来。假如你的出价是要卖60块,而我最多只能出50块,那我们就知道完全谈不来,没有谈判空间。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谈判显然不是这样的,其中涉及的不止是商业利益那样的东西,它牵扯到很多历史问题,也牵扯到历史所培养的价值观。这样一来谈判的过程就极为复杂,也极为困难。

沟通往往是困难的,但是并不见得就不能够沟通。有意义的说理是在貌似没有道理可讲的地方发现可以讲的道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当然没有办法复制你的历史,要是能复制的话我们之间也就没有矛盾了。但是我们不能说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因此就完全无法沟通了。恰恰因为彼此的历史传统不一样,所以我要对你的历史要有更多的了解,看看在这个基础之上能不能找到共同点。

从谈判的角度来说主要是寻找共同点,而说理首先是为了一定程度的互相理解,哪怕达不到共识。

中国网:巴以谈判的例子让我想到了中美之间正在发生的贸易摩擦。在美国也有些人说中美矛盾的根源在于价值观的差异。

陈嘉映:应该说既有价值观上的差异,同时利益矛盾也是明摆着的。如果只把它看作是贸易冲突显然是轻描淡写了,中美之间肯定存在价值观层面的问题。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发生冲突,一般都不只是单纯的利益冲突。

中国网:如果中美之间想要去相互沟通和理解的话,您有一些什么想法或者建议吗?

陈嘉映:这个题目有点大。概括说的话,当然是两方面了,一个是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美国,另一个就是应该努力让美国更多地了解我们。

这种交流必须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既需要有官方之间的交流,也需要有民间的交流。但是现在中美双方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民间交流越来越少。如果所有的交流都是官方往来,所有的声音都是官方口径,那就只剩下两个国务院发言人对话了,那就不是交流而是互相宣传了。

现在中国官方的对外宣传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美国同样也有它的问题,就是美国人对了解其他国家一般不太感兴趣——站在优势地位的人通常都较少去理解相对弱势的一方。更何况美国还有普世主义的一套东西,这个也影响了他们对于其他民族的了解。

2019年1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在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

伦理思考不是要寻找普遍原理

中国网:您认为普世主义在国际交往中是不是一种必须呢?

陈嘉映:我不认为是必须。我觉得普世主义不是人与人交往的一个基础或者说原理。共同的东西当然有,但不解决问题。

举个例子,两兄弟因为分遗产争执起来。他们两人在其他事情上也许有一些共同利益,但无法靠这些共同利益来解决他们在分遗产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歧。除了利益分歧,矛盾还可能牵扯到两个人对一些事情的不同看法——谁一直对过去的大家庭做出了更多贡献?谁更多地孝敬了父母?还有其他好多类似的事情。当然,他们有很多基本的共同东西,比如兄弟两个都是人,都是父母的亲生儿子,但讲这些没什么意义。

单纯利益的问题可以用谈判的方式解决,而关于看法的分歧就只能通过说理解决了。如果说理说通了,那就意味着找到了一些双方都认可的道理,但这些并不是什么普遍基础或普遍原理,因为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双方都认可的道理在哪里。伦理思考的目标不是去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而是要考察实际伦理生活中有哪些分歧,再看看怎样才可能消除这些分歧。

通过这样的说理过程,我们就可能在一些局部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伦理学则尝试把这些局部的共识联系起来。伦理学和政治学不能模仿几何学先确立一套公理,然后再从这些公理出发推出一系列定理。如果说社会生活中有什么大家都会接受的道理,我们也不会在说理之前就知道它们是什么,因为它们是局部的,会随着人和事情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把它们叫做普遍的道理显然是一种误导。

中国网:您的意思还是希望求同存异吧?

陈嘉映:说理的结果可以说是求同存异。不过,这个“同”不是基本原理。可能在这件事情上两个人同意这一点,在那一件事情上又同意那一点。

可能你会觉得,刚才举的例子太琐碎了,那么我们还可以谈一些更高层面的问题,比如说人权观念。放在历史上看,人权观念当然是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但这并不是因为它天然就是个普世观念。它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依赖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观念背景。你没办法把我们的人权观念运用到商朝人那里。如果你在那时提出人权观念,恐怕也不会起任何作用。

“人生而平等”这个说法也是一样。我们都知道,平等是美国建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也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此后两百多年的政治实践。但它并不是一个超越历史的概念,例如,它的解放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天生特权这些欧洲封建制度和观念的。实际上,就在《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的时候,黑奴、女性并没有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获得通过,美利坚合众国宣告成立

所以说,天赋人权这些说法需要通过历史诠释来理解,这些价值不是天然普遍的。虽然有些理论家努力想让它们变得更普遍,但是在我看来,把平等观念从历史境况中抽象出来,给出一种仿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纯理论证明,这是做不到的,而且用这种方式来谈论平等甚至可能是有害的。

首先应该承认,平等、人权等等观念的确有助于引导社会向这个方向努力。这些观念对后来的废奴运动、平权运动、给予妇女选举权等等也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有些其他社会也逐渐把这些观念接受为共识。但所有这些都不能表明它们是先天的普遍的真理。

把它们说成普遍真理会在政治实践中会产生更大的号召力,因为大多数人其实并不关心理论上的沟沟坎坎,他们更需要一些简单的说法。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也正因为这些观念过于简单,所以有时候可能会起到不良作用。

就拿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来说吧。中国的人权状况当然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是对之加以批评可以选择更加就事论事的方式,不一定非要采用普遍人权的观念。就事论事的批评也许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一旦上升到普遍人权的理论层面,接下来就变成了没完没了的争论。中国会反问美国说:你的人权状况就好吗?你的标准定得那么高,你自己达到了吗?

国际政治中的正义不多,尤其值得珍惜

中国网: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保守主义正在抬头。美国的保守主义有一个特点,它会把基督教、法治、人权等等普世的观念当成美国自己的独特文化,比如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里这一点就表现得特别明显。您认为这里面是不是存在一定的张力?

陈嘉映:当然有一种张力。基督教自视为普世宗教——至少从前是这样,但是亨廷顿却不是用普世主义眼光来看待它,而是把基督教文明视作几大文明中的一支。一般美国人的确比较信奉普世价值,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很特殊,很优越。这两者合到一起就会妨碍美国人了解其他文化,妨碍与其他文化的交流。

亨廷顿的代表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在这方面,欧洲比较好,尤其在二战后的这几十年时间里。一方面它不再有那么强烈的殖民主义倾向了,比较能够接受不同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坚守西方价值观中积极的部分,自由、法治、民主、宽容,希望能够影响到别的国家。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性别歧视,所有这些都是好事儿。

但后来越走越极端,不仅有僵化和教条化的倾向,还跟社会实际生活发生了脱节。有时候甚至走到了反面,好像这些主张是先天的真理,只要有疑问,就是政治上不正确。这种倾向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所以敢于反对政治正确的特朗普就被选了上来。特朗普反对空洞的政治正确,这没错。但他反过头来一味强调利益和实力,结果西方世界经过几百年逐渐养育起来的开明态度如今在正反两个方面都受到威胁:要么变成过度的、空洞的宣传,要么干脆被扔到一边。

中国网:欧洲在这方面的情况似乎好一点。

陈嘉映:跟美国人相比,欧洲人比较复杂,他们有更强的历史感,他们的地缘身份也更敏感。欧洲有那么多的国家,各自的文化不同,传统不同,这都是欧洲人从小就了解的常识;二战以后,欧洲也不像美国那么强大;欧洲也主张西方价值的普遍性。所有上面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欧洲比美国有更多的柔性。他们比较能接受多样性,承认你有你的文化,你有你的传统。

刚才说到,美国一方面有它的普世主义,另外一方面也有它的特殊主义。其实在我看来,它的价值观没有那么普世。到今天,美国也不再那么特殊,它面临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跟别人也没有那么不一样。

我们常常会带着一种敌对的态度,指责美国一边唱普世主义高调,一边处处维护自己的利益。其实,哪个国家不需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哪个国家这么做的时候不尽量说点儿好听的?自古及今莫不如此,这两个世纪可以说尤其如此。但如果说法和做法完全脱节,我们就更难分辨哪些做法比另一些做法稍微多一点正义。国际政治中正义不多,但还是有的,这一点点正义需要十分珍惜,尽量弘扬,可惜现在的趋势似乎相反。

中国文化的内向性和包容性

中国网:和美国相比,中国人在处理普世主义问题上显得更有弹性,您认为这和中国文化的宗教情结相对较弱有关系吗?

陈嘉映:中国曾自以为居于天下的中心,外族都是蛮夷,等着用华夏文化去化它,那也是一种普世主义。处在优势地位的民族容易有这种态度。

不过的确,中国没有持久的建制性宗教,思想上少一点儿绝对主义的东西。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化更多是一种享受型的文化。从前,中国很愿意汲取外来的东西,汲取过来以后,慢慢在内部发展出一套很精致的生活方式,进入这种文化以后你就会很享受——我指的是中国饮食、诗歌、绘画、音乐、古玩什么的。我自己享受我的,不怎么在意推广。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也许有点儿理想化,但中国人的确不那么热衷于推销自己的文化。

中国网:可不可以用审美文化词来形容?

陈嘉映:也可以吧。当然,用一个词来概括难免偏狭。这里我想说的是,中国文化自成一体,可以发展得很精致,你沉浸在其中可以获得很多精微的享受。这和西方那种开创性的精神很不一样。

中国文化总体上不是主动扩张型的文化,有点儿内向。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影响的主要是东亚地区,像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周边国家,很少西传。外族人,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进到我的文化里面来。这在对外交往的时候可以是一个优点,有更多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容易和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人交朋友。今天,我们发扬这个优点来跟其他国家打交道也许更加有益。